（6）通过侵权制度进行间接规制。
（二）审理案件的程序考虑到新旧复议体制的衔接，行政复议委员会审理案件的程序既不能简单化，也不能复杂化。自试点以来，该机制已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
该条就是吸收了行政诉讼制度中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之规定。专业保障才是行政复议委员会的核心要素。否则，一旦仓促入法，其结果只能是于事无补。笔者曾于2012年撰文梳理了试点过程中遇到的诸种问题，包括试点工作的法律依据不足、全部集中模式与部分集中模式与现行复议机构设置相冲突、剥夺复议申请人的选择管辖权利、运行程序不规范、与行政诉讼的衔接不顺畅。《征求意见稿》第58条还对可以适用听证程序的案件作了规定。
二、构建具有实践性和有效性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必须以实质性解决行政纠纷为宗旨，构建起具有实践性和有效性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强化的重点就是在具体案件审理中，行政复议委员会中来自政府体制外的专业人员必须有相当的比例。[41] 参见翟志勇：《从共同纲领到八二宪法》，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106页。
因而公法作为一种内容属性，不仅对于一阶/二阶的本质讨论是不必要的，更有可能是误导性的。它可能以科学或本质为名，粗暴地垄断宪法解释，并将其它宪法意义放逐。我们能够拥有今天的《民法典》、拥有一片合法的私领域，这首先得益于宪法总纲对国家目标的调整。要么是限于公（共）领域之公法，要么是一切领域之母法。
但其中却有一条重要线索：宪法的本体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12]或者论证某种宪法本体论之错误（例如断然否定母法论），从而消解矛盾，反而要说中国宪法的不同本体不仅各自成立，亦且彼此紧张？为了证明这并非毫无根据的伪问题，本文必须首先去证明：是当下的学界争议揭示了矛盾，并且矛盾并未解决，反而日益彰显。
[80]李海平的分类具体化，主张宪法即使要作母法也应聚焦公共领域——其实这些观点无不是在追问：中国宪法中的自由保障逻辑究竟被置于何处？固然，现行宪法作为转型时期的改革宪法，其中蕴含的多元目标、多元价值之间存在张力。也就是说，中国宪法虽然内容众多，但其中规范层次却高低有别，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对根本法/非根本法、核心规范/非核心规范、可变更法/不可变更法等进行区分。不妨借用王理万的表述，用现在时、将来时的双重时间指向[77]来指称这种双重属性的逻辑：宪法既以主观公权利保障每个公民的当下自由，亦以实现这种自由作为国家的根本目标，指引着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不断形成未来自由。而在行政法与宪法这对特殊关系上，这种叙事更与大洋彼岸近20年来的解构行政国家行政法非法等运动遥相呼应，长远而言，它可能在未来深度威胁我国行政法治乃至行政法典的合宪性根基。
[4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8页。要理解这种质疑要害何在，就有必要首先理解什么是二阶性。面对母法、公法、根本法这三重本体的并存，我们或许可以从哲学诠释学中获得若干启迪。[83] 参见海德格尔，见前注9，第4页。
[5] 参见姜峰：宪法的结构性与公共审议功能——兼对全能论宪法观的反思，《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第97-108页。比如，私有财产、（狭义）自由权保障，这来源于自由市民阶层国民法治国宪法。
每当学科基本概念受到冲击时，这既是危机，也是契机。2、二阶论带来的根本挑战一阶/二阶区分一旦成立，将从双重意义上颠覆我国宪法学的经典论断。
杜强强：符合法律的宪法解释与宪法发展，《中国法学》2022年1期，第119页。[77] 参见王理万，见前注48，第34页。在中国宪法多元复合的背后,三种宪法本体各有脉络，却又彼此紧张。[24]但无论如何，这是我国学界对具体化一词的一种重要理解。哲学诠释学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在美国宪法史上，正是由于片面强调一阶/二阶区分，社会歧视被认为是宪法不应涉足的琐事，由此形成了最早的州行为理论与隔离但平等的法理，为美国近百年的种族隔离提供了宪法背书。
因此，任何事物的本体论，就是对它意义的诠释学。只有深入追溯这三种宪法逻辑的缘起，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宪法及其与部门法关系的诸多矛盾何以发生。
[22]也就是说，不管立法内容事关公私，只要立法者在授权范围内对某项一阶事务做了决定，二阶的宪法就必须尊重其选择，不能评估其选择理由、更不能因为不满该理由而推翻部门法的决定，否则就会与授权规范的性质严重矛盾。然而，如果我们能看到它对文革大肆破坏历史文物行径的反思，就可以进一步解释：保护本国的文化遗产，这件事对于一个共同体而言是否根本？如果这在八十年代是根本的，那么在今天，我们如何保持其根本性？当与具体的宪法语言结合在一起时，陈景辉之问对于母法逻辑的批判，也将转为一种探讨何为共同体根本的内敛性反思，这种对话、探讨的反思，对于解释具体宪法条款是非常有益的。
[42] 参见林来梵：民法典编纂的宪法学透析，《法学研究》2016年第４期，第104页。[76] 参见彭真，见前注57。
考察这一脉络，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社会主义中国宪法不仅不反对保障自由，更视其为引领国家生活的总方针。[8]谓其对我国宪法的理论与实践有着动摇根本的颠覆潜质，当非危言耸听。然而，只有看到矛盾、承认矛盾，才能最终在宪法语言中安置矛盾、解决矛盾。作为现代宪法，中国宪法文本中既包括了国家目标、根本任务、总纲、积极权利，同时也包括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私有财产权、人身、精神等消极自由。
至于如何判断根本的标准，二阶规则公共审议框架等亦构成不同的解释视角，供解释者所参考。然而值得一问的是：作为一种学术现象，如何看待宪法是什么所面临的重大冲击？对此，先哲的思考或有启迪。
[52] 参见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5-1086页。[40] 参见张千帆：宪法的用途与误用——如何看待物权法中的宪法问题，《法学》2006年3期，第33页。
[51]早在1947年，当时负责新中国宪法起草工作的谢觉哉已然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宪法观的转变：宪法是其他法律所自出，即其他法律的总纲，宪法的总纲章则为总纲之总纲。如果某条款的宪法语言就是一阶或具体的（比如人大任期规定），或者它就是涵盖了私领域（如人格尊严条款），我们应尊重文本形成背后的历史视域，而不应武断地根据某种宪法本质，质疑这些宪法文本不是（或不配是）宪法。
然而，对于纯粹的私法，由于公、私法间存在异质性区别，在一般情况下，私法并非宪法的具体化、也无法将宪法具体化。[57]宪法指引未来的将来时性格，随着总纲的统摄性而被拓展至整部宪法。[12] 林来梵：《宪法学讲义》（第三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2页。张翔的三重关系论，代表了这种主流理路的集中总结。
李海平正是发现了单向度思维的弊病，才会提倡一体化解释的思维。它看似无所不包，既有资本主义的消极权利，又有社会主义的积极纲领，还有各党派出于自身利益写入宪法的个别规定，甚至公立学校教师培训官吏查阅其人事簿之类的内容亦忝列其中。
一旦它被改变，数十年来被学界奉为圭臬的诸多常识亦将随之全盘动摇。[5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59年3月1日) ，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 1284 页。
[95]如果对国家目标的解释本身就以人权的实现为目的，那么关于宪法过度侵入私法领域的担忧或许是多余的：私法自治背后是国家保障自由的目的，国家即使介入私域，亦需要有正当的国家目标作为理由，且对这种国家目标的解释，仍应受到自由保障逻辑的限制。[92]这也解释了为何基本民事制度不属于地方立法范围，倘若地方性立法对《民法典》解法典化，这不仅是民法问题，更是宪法问题。
